刘金玉：凝脂之手方正之心——电影《凝脂手》：一块豆腐里的中国精神谱系
作者：刘金玉
一、引子：为什么是9月18日，为什么在合肥
9月18日下午，合肥欢乐星会影城。《凝脂手》安徽首映礼在这里举行。一部湖北题材的电影，为何选在这个日子、这座城市首映？
答案藏在双重隐喻之中。
其一，9月18日是国难纪念日。选择在这一天推出一部讲述普通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影片，其寓意不言自明，九十多年前，民族危亡之际，中国人靠什么挺过来的？靠的正是这个民族骨子里那股“但存清白，力求方正”的硬气。豆腐是软的，做豆腐的人的脊梁是硬的。把一部乡土奋斗题材的电影放在国难日首映，是主创有意将个体命运、行业命运与民族记忆缝合在一起。这不是巧合，而是一种历史态度的宣示。
其二，合肥之于豆腐，是“源”之所在。豆腐文化发源于安徽淮南，两千多年前淮南王刘安炼丹偶得豆腐，李时珍《本草纲目·谷部》即有记载：“豆腐之法，始于汉淮南王刘安。”而湖北钟祥石牌镇，则将这门手艺传承光大，做成了年收入超20亿元、覆盖国内500多座城市及海外10多个国家的大产业。影片来淮南豆腐的故乡首映，是一次文化上的“回娘家”。皖鄂两地因一块豆腐结下的千年文脉，在首映礼上完成了一次庄重的接续。源与流、古与今、皖与鄂，在一部电影的仪式中交汇，这本身就构成了影片叙事之外的“第二文本”。
由此再看片名。“凝脂”二字，语出《诗经·卫风·硕人》“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”，导演胡玫将其从古典美人的形容中解放出来，转而指代劳动者靠一方磨盘传承手艺的双手，既状豆腐之温润洁白，亦写劳作之手在豆浆蒸汽中日复一日的浸润打磨。手是人的第二张脸，凝脂之手，是被岁月和匠心共同雕刻的手。这双手里，藏着一整部中国生存史。
二、真实史实打底：手艺何以成为“道”
《凝脂手》并非凭空虚构。它的背景是真实得近乎传奇的石牌镇：全镇九万余人中八成从事豆制品行业，产品行销国内外500多座城市，年收入超20亿元。“石牌豆腐郎”于2023年入选湖北省首批十大劳务品牌，石牌豆制品制作技艺则早在2013年便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这是一部有“户口”的电影，它的每一帧画面背后，都站着成千上万真实的豆腐郎。
影片的缘起本身便是一段佳话：由孟鸣等三位湖北籍退休老将军以桑梓情怀牵头发起，湖北客居影业有限公司出品，编剧张法纯为湖北钟祥人。主创团队在2024年初便赴钟祥石牌镇采风调研数月，采访了从30多岁到90多岁的近百位豆腐郎、豆腐西施，以近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式积累素材。这种“向泥土致敬”的创作姿态，决定了影片的品质基线。
正因如此，影片所表达的“手艺”，就不能仅仅理解为一种谋生技能。在中国人的文化语法里，“手艺”从来是一个伦理概念。庄子提出“技进乎道”，认为技艺的极致可以通达对万物根本法则的体认，一门手艺做到极处，便是人格。这一哲学传统在石牌豆腐郎身上得到了朴素的实践形态。“但存清白，力求方正”这八个字，是石牌豆腐郎世代相传的行训，也是豆腐这种食物本身的物理属性——豆腐方方正正、清清白白，做人亦当如此。
影片的高明之处在于，它让手艺的物理特性与人的精神品格形成了同构：点浆需要恰到好处的火候，做人需要恰到好处的分寸；压豆腐要力道匀实，立身要根基踏实。胡玫在阐释创作初衷时说，影片最初定名《石牌镇的春天》，“那个名字固然很好也很美，但似乎无法完全提炼这个故事中要讲的‘平中见奇’”，最终定下的《凝脂手》，指向的是质朴与方正——“像一方豆腐一样洁白的人生，不走歪门邪道”。这一命名过程本身便是一次价值选择：放弃诗意抒情的“春天”，选择伦理具象的“凝脂手”。
更值得称道的是，影片没有把这种匠心处理成静态的怀旧，而是放在“走南闯北、创业兴业”的动态进程中呈现。三代豆腐郎，从挑担叫卖到进城开店，再到产业化、品牌化，手艺在时代洪流中不断经受考验：市场风浪、资本诱惑、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。影片由此提出了一个极具当代性的命题——手艺的核心价值不在“守”，而在“守正出新”。清白与方正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，而是穿越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之后依然立得住的压舱石。这恰恰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拼搏精神在当下最真切的形态：不是口号，是凌晨两点磨浆的灯光，是一块豆腐不许掺假的执拗。
影片提炼出的“石牌方案”——产业富民、手艺发家、反哺乡村，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个可复制、可感知的鲜活样板。这使《凝脂手》超越了个体励志故事的格局，成为一部为时代立传的作品。
三、潘豆妮：被遗弃者的自我成全
焦俊艳饰演的潘豆妮，是全片最丰盈的人物。她的命运设定极具张力：一个被生母遗弃的女孩，被石牌镇豆腐夫妇收养——她的生命起点是“被抛弃”，她的文化起点是“被给予”。这双重起点决定了她一生要做两件事：向命运证明自己值得存在，向养育她的土地证明这份给予没有白费。
值得注意的一个创作细节是，焦俊艳本人是安徽马鞍山人，而豆腐相传为安徽淮南王刘安所创。她与角色之间存在一层隐秘的地缘缘分，她从豆腐的发源地安徽出发，去演绎一位在豆腐发扬地湖北石牌成长起来的女性。这种地缘上的“源流对话”，为表演注入了一层文本之外的自觉。焦俊艳在首映礼上用马鞍山方言向观众问好，说“这是我第一次带着自己的作品回到家乡，交作业了”——这份“交作业”的朴素姿态，与潘豆妮“向养育她的土地证明这份给予没有白费”的角色内核，形成了微妙的互文。
影片为潘豆妮设计的第一个重大选择，是为供养哥哥潘见明求学而放弃学业。这个选择容易被误读为传统的“牺牲叙事”，但影片的深层逻辑恰恰相反：潘豆妮放弃的是书本里的路，选择的是手上的路。在石牌的价值体系里，磨好一板豆腐与读好一本书，同样是修行。她不是被牺牲的一方，而是主动选择的一方，这是她性格中“隐忍自持、心怀笃定”的第一次显形。影片中有一幕令我久久难忘：不到十八岁的潘豆妮，为了学做豆腐手艺，瘦小的身板背起沉重的大豆包，一步一步走向磨坊。那一刻，我的眼眶湿润了，我看到的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，而是千千万万用脊梁扛起命运的中国儿女。
而此后的养父离世、亲友离别、黑恶势力的欺凌、市场风浪，构成她命运的层层淬炼。尤其“市场风浪”一笔，最见编剧用心：当逐利的逻辑与匠人伦理正面相撞时，潘豆妮没有黑化，也没有圣母式地退让，而是以坚韧和清白作本钱，一步步把传统手艺做成行业龙头。她的成功不是童话式的逆袭，而是价值观的胜利。她与时代潮流的关系耐人寻味——她从不追赶风口，但她所代表的“匠心与诚信”恰恰是当下市场经济最稀缺、最终会被时代加倍回报的品质。她走在时代后面，却抵达了时代前面。这正是影片最具启示性的表达：所谓时代精神，往往是由那些不随波逐流的人定义的。
从性别视角看，潘豆妮也是乡土题材中难得的女性形象。胡玫此前以执导《雍正王朝》《汉武大帝》《乔家大院》等宏大历史题材电视剧著称，叙事功力深厚，但她在20世纪80年代曾拍摄《女儿楼》《远离战争年代》等具有鲜明女性视角的作品，对女性在历史夹缝中的生存状态有深切的体察。潘豆妮不依附兄长，不依附任何庇护，凭一门手艺完成自我的实现。她手中的豆腐，是她与世界谈判的筹码，也是她安身立命的凭证。胡玫将这部影片定位为“一面镜子”，“照见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在人生漩涡里摸爬滚打的真实模样”，而潘豆妮正是这面镜子中最清晰的映照——她不是英雄，而是一个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，用一双凝脂之手把命运一点一点扳回来的普通人。
四、宏大叙事下的电影语言
《凝脂手》在叙事上采取的是“小切口、大格局”的宏大叙事风格：以一个家庭、一门手艺、一个小镇为切口，撬动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土经济变迁、劳务品牌崛起、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全景。三代豆腐郎的结构性设置，使影片获得了编年史的纵深——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，而是一种精神的代际接力。
在电影语言上，影片有几个值得肯定的特征。其一是意象经营：豆腐贯穿全片，从豆浆的氤氲、点浆的瞬间凝固定型，到豆腐的方正如印，视觉意象与主题表达高度统一，那口老灶、那口大锅，几乎成为人物的“精神图腾”。其二是纪实美学的底色：影片大量采用实景与真实劳作流程的呈现，选豆、浸豆、磨浆、滤浆、点卤、压制，完整的手工艺流程既是视觉奇观，也是非遗影像化的珍贵记录。胡玫在拍摄中“摒弃了刻意美化的艺术加工，以纪实的镜头语言，保留劳作场景原生、质朴的美学质感”。其三是双线结构：明线是潘豆妮的个人奋斗史，暗线是石牌豆腐产业的产业史，个人命运与行业命运互相印证、彼此托举，“小豆腐映照大时代”的题旨由此落实。
方言的运用也值得一提。影片并非笼统地使用“湖北方言”，而是精确到石牌镇当地方言。团队请来钟祥当地百姓审看，对方直言“你讲的话不行，太差了”，于是把群众请进录音棚，又把已分散到全国各地的演员一一请回，逐句抠台词。影片中有一场“争抢馒头”的戏，创作团队让演员用“馍”，后景演员又自然地说成石牌话的“粑粑”，一句台词还原了当年“多吃一口馍”的纠纷与贫苦底色。这种对语言细节的较真，正是纪实美学得以成立的基础。
五、遗憾与不足：结尾的失速与人物的悬空
平心而论，《凝脂手》并非无瑕之作，其问题集中在后半段与结尾。
首先是节奏的失衡。前半段命运铺陈细腻扎实，后半段“带领手艺成为行业龙头”的过程却处理得过于匆促。从陷入经营困境到登上行业顶端，中间本应最富戏剧性的创业细节——如何建厂、如何立信、如何应对资本博弈——大多被蒙太奇式的简历化叙事一笔带过，使成功显得像一句结论而非一段搏杀，戏剧张力未能充分释放。胡玫过往在《乔家大院》中处理“商战—伦理”冲突时的从容与层次感，在这里有所稀释。
其次是结尾的主题升华略显直白生硬。影片在结尾处急于把“乡村振兴”“产业富民”的宏旨明示出来，数据式的交代与颂歌式的收束，削弱了前半部分用故事本身说话的克制力量。好的宏大叙事应当让时代从人物的命运中自然“长”出来，而不是在片尾“贴”上去。
再次是人物结局设置的欠缺。哥哥潘见明的线索前重后轻，求学之后的人生轨迹与妹妹的成功之间缺乏足够的呼应与对照。这对兄妹本是影片最有潜力的镜像结构——一个走读书之路，一个走手艺之路——最终却未能形成有力的对位与呼应。配角大多功能性出场、功能性退场，在结尾近乎消失，未能各自完成闭环；而潘豆妮产业途中遭遇的市场竞争、经营压力、传统手艺与现代产业之间的张力，又多以概括性叙事带过，缺少具体而扎实的对手戏和人性交锋来支撑，使“清白与方正”这一价值坚守在戏剧层面未能抵达本可达到的思想深度。倘若影片能在结尾处让兄妹二人以某种方式回到石牌、回到豆腐坊，让两条道路在某一刻形成对视与交汇，影片的立意将从“一个人的成功”升华为“一个民族在选择何种道路上的从容”。
六、定位与评价：一部值得尊敬的现实主义诚意之作
总体而言，《凝脂手》是一部立意端正、根基扎实、情感真挚的现实主义主旋律作品。它由三位湖北籍老将军的桑梓情怀推动而成，最终指向的是对基层劳动者的致敬与对匠心文化的传承，这种“向泥土致敬”的创作姿态，在当下的电影生态中弥足珍贵。
这部电影的准确定位应当是：一部以真实产业史为底本的乡土励志正剧，一次非遗文化的影像存档，一份乡村振兴的影像答卷。它也许不是艺术上最惊艳的电影，却是一部有根、有魂、有用的电影——有根，因为它扎根于石牌数万豆腐郎的真实生活；有魂，因为它传递了“但存清白，力求方正”的价值观；有用，因为它为传统手艺的当代转化提供了可感的样板。正如胡玫导演强调的那样，该片不仅讲述手艺传承，更是中国匠人精神的时代赞歌。
豆腐至柔，却养人至深；手艺至朴，却立人之本。《凝脂手》告诉我们：一个民族的复兴，从来不只写在宏大的年鉴里，也写在一双双向命运讨生活的凝脂之手上。
9月25日，全国公映。值得走进影院，去认一认那双中国人的手。
（作者：刘金玉 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、安徽省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、安徽省电影电视评论学会创会会长、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、原安徽省文化厅调研员）